——关于《遗民的江南》

田崇雪

中国的历史太长，中国的治乱太频，中国的王朝太多，悠悠千载从何说？

百转千回，我用我灼热的目光去触摸历史的沟壑，是的，在那里，在历史的夹缝中，还有这么样的一些人生活过。他们被历史家称作“遗民”，他们被政治家称作“顽固派”、“反革命”、妄想“开历史倒车”，他们被“与时俱进”的“识时务者”唤作“迂腐”、“死脑筋”、“螳臂挡车”。之所以把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并不为别的，只为他们执着的坚守和坚守的执着，只为他们寂寞的生存和生存的寂寞，只为他们选择的艰难和艰难的选择。在这么一个把“实用功利”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度里竟然还有人把虚幻的、高蹈的“理想”、“信仰”当作“旗帜”永远扛着，“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这多少有些悲壮。

一

关于“遗民”概念的界定至今仍算不得完备，尽管已有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现（如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方勇先生的《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等）。这种不完备既有概念自身的原因（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又有概念的界定者心态、视角的差异所致，更有研究者研究范围的限定所囿。按照方勇先生的研究，关于遗民的界说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它或指后裔，或泛指百姓，或专指亡国之民，或特指怀恋故国而不愿与新朝合作者。甚而至于，仅就最后一项词义来说，又往往与‘隐士’、‘高士’、‘逸士’、‘隐逸’、‘遗逸’等概念互为交叉混合，而与‘逸民’一词尤为混淆不清。”（见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页）值得推崇的是方勇先生没有停留在传统的认识水平上，而是在剔除了非本质性的属性之后，抽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属性，“即主要看他在内心深处是否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同上）。这多少有点循环界定的嫌疑，没有遗民，哪来的“遗民意识”？在笔者看来，遗民概念的内涵还应再简单一些，遗民概念的外延还应再宽泛一些：一切具有遗民意识、遗民精神的人，一切尊重“传统”（所谓“保守”派），不轻言“革新”（所谓“激进派”）的人，一切不为时念所囿，有着恒定的、一以贯之的价值信仰的人都可称为“遗民”。从政治上看，遗民是一种姿态；从道德上看，遗民是一种操守；从哲学上看，遗民是一种价值信念；从文化、审美上看，（也许只有从文化上看才更契合遗民的本质内涵）遗民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经典，具有光耀千古的审美价值。时间的两重性是迅忽与永恒，作为以时间为生命的人生也应当有两重性：湮灭与不朽。到了这个时候，坚守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坚守本身。一如有当代“遗民”之称的张承志的愤激：“哪怕你信仰宗教也好，只要你还有信仰。”（《以笔为旗》）

二

历史的夹缝中一如大陆板块的接壤处，地震此起彼伏，火山连绵不断，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王朝板块的冲撞处从来都是“天崩地解”尸横遍野流血漂橹。“惟恐天下不乱”者从来都是那些个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从来都不是文人、儒生。相反，生逢乱世的儒生、文士更多了一份承担：承担灵魂上的干戈频仍。

探寻古老遗民的踪迹，第一个定居点应该是首阳山。那是一个被史家称作“半信史的时代”，历史平静了500年，到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传奇的史迹。西方和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位绝色美女（海伦与苏妲己），也同时引起两场流血和覆国的战争。伯夷与叔齐，作为孤竹国最高贵的两个“小王爷”，本为逃避权力而来，却偏偏遭逢这场为权力而发起的战争。书生意气使得两位兄弟拦马相谏，无效。战争结束，自然是胜者为王。夷齐便逃匿在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遇时人嘲讽，薇也属周，无可逃于天地间，便只有死路一条。这便是“不食周粟”的故事。

古老遗民的第二个定居点该是桃花源，它的发现者是陶渊明。时间已是中古，场景仍然是刀光剑影。“出”也不是“入”也不是的陶渊明便杜撰了这么一个桃花源。他幻想着这个世界上能有也应该有这么一块净土，没有争逐，没有仇杀，没有劫难。不再指望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们来创建，桃花源就在自己心中。陶渊明身体力行，为一切后来者保存了他“戴月荷锄”的背影。这一时期是遗民最为盛行的时候，也是江南因了“永嘉东渡”而开始走向繁荣和富庶的时候。毕竟，靠着精神存活的遗民必须得有一个灵魂的归宿。

289年的盛唐如云烟过眼，中国于公元907年再次走向了分崩离析，出现了53年的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与刚刚过去的盛唐有着天壤之别的是蜷缩于东南半壁的残唐（南唐），历三世而亡国，亡于一位多情的帝王。李煜，应该是遗民群落里最高级别的职位，竟然做到了皇帝。也正是有了李煜的加盟，遗民群体的诗性智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数百年如白驹过隙。历史，再一次地陷入剧烈的板块冲撞中。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过一日的安宁：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相继与赵宋王朝展开了车轮战。胜者为王，长期的征战最终以蒙元的胜利而告终。那时候还没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堂堂天朝大国肥沃中原怎容得蛮夷问鼎社稷河山，于是，“抗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彼时的“遗民定居点”已不限于一地而是扩展到边塞、大漠，金庸、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都有所表现。那可真正是一个“民族英雄”辈出的时代，无论文武，无论贵贱，一息尚存，立志反元。“还我河山”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一时遗民，盛况空前。“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等宋遗民用鲜血和眼泪磨洗着这块坚硬的“磁针石”。同样无一例外，江南，成了整个大宋遗民的精神指向和灵魂故乡，因为那里有他们性命所系，价值所往。一时间“所南”、“面南”、“向南”、“指南”……成为一种共名。

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走向了它的末世黄昏。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新一轮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特别的严酷。特别之处在于没有了选择。以往的“遗民”或战或降，或进或退，还有个选择。这一次大不同了，隐也不是仕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谓进退两难。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在当了两千多年的奴才之后似乎有些若有所悟，表现在许多著名的“遗民”对“遗民”自身的认识上。在清康熙15年，黄宗羲曾多次郑重其实地诠释“遗民”的内涵。他认为，遗民产生在国破家亡之际，表征着人间正气，道德人心。遗民有四种类型，即混世者、避世者、逃世者和入世者。在这四种遗民中他格外地称许入世者“为得遗民之正”。他心目中的遗民风范，是虽不出仕，但可用世，这是他独特的“遗民心解”。在坚守始终“不仕”的道德前提下，倡导入世弘道的儒者风范。既自觉地逃离朝廷的政治权力，又主动地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成了明遗民普遍的生存方式。由“两难”走向了“两全”。他们所坚决拒绝的，仅仅是皇朝政权，而不是“当世之务”，由此确立了他们鲜明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民间立场”。这一时期是遗民抗争最酷烈的时期，只所以酷烈是因为已经走向成熟的江南文化早已成了中国士子们心中的故乡，成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旗帜，能不拼死捍卫吗？

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板块撞击，终于有了一次巨大的“造山运动”。1912年的中华民国的成立就是这么样的一次“造山运动”。如果第一次的“头发的故事”是一次大悲剧，那么这一次的“头发的故事”则不能不带有了些喜剧色彩，是喜中有悲，是悲中有喜，是悲喜交际。王国维和辜鸿铭便是这悲喜的两极。好在走到这一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悟到了生命缘何如此悲苦的真正缘由：这一切都是宿命，文化的宿命，中国文化的宿命，谁让你是个文化人呢？谁让你是个中国文化人呢？虽然王国维和辜鸿铭们都从江南走向了京华，然而，狐死首丘，他们回望的、真正能安妥其灵魂的仍然是江南。

三

这些“遗民”大都是一些儒者，而儒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大都是弱者，弱于权力争逐，弱于审时度势，弱于随机应变。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燃尽生命来烛照黑暗而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也正因为他们太不“聪明”，太不“成熟”，太不“世故”了才使他们终老葆有着一颗“赤子童心”，而“赤子童心”也正是一颗诗心。G·B·维柯曾经把人类原初状态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诗人。但人类总得长大，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出现了专司诗歌的“诗人”。诗人与非诗人的分裂便产生了。诗、诗人总是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被认为是由神灵所选中并赐予灵感的特殊而神秘的人物。所谓“神秘莫测”，所谓“灵感”其实就是面对苍茫人世的“童年”视角。

进退失据的遗民们何以聊生？惟有艺术创造。“诗是存在的神思”，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了诗词、绘画、书法、音乐、著书立说。正是这种“诗性智慧”救赎了他们，免除了他们“存在的焦虑”，完善了他们“孤独中的期待”，也使后世千秋万代的人们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萨特说：“存在即选择”。他哪里知道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自由选择”从来就是空白的国度里“选择自由”的艰难。只要专制的阴魂不散，就会有永远流不完的遗民血泪。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自觉到“自由”和“尊严”的至高无上，那么即便是做了“遗民”也会少一些创造的悲怆感。

一番真切的历史俯瞰，似乎有了些许新的体验。从“王朝政治”的“遗民”到“历史文化”的遗民，这是一部遗民自身的觉醒史，也是对遗民现象认识的深化史，更是一部真正的遗民史。从“遗民现象”到“遗民精神”，从“遗民精神”到“遗民文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特色的文化。如果说主流的中国文化是“动脉”，那么作为非主流的“遗民文化”则是“静脉”，只有二者的互补才可以创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文化。

腾出历史的夹缝，洞穿存在的荒诞，这一切都不过是政治跟文化开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命定都是时间的“遗民”。为了生命的尊严和灵魂的自由，我们真的还得坚守。因为这世间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

 《遗民的江南--中国文化史上的遗民群落》，田崇雪著，学林出版社出版，定价26元。